公元1080年前后，北宋文坛巨擘苏轼创作了一首词作《定风波·南海归赠王定国侍人寓娘》，这首作品在当时的北宋京城开封掀起了轩然大波。
这首词的内容如下：
“常羡人间琢玉郎，天应乞与点酥娘。自作清歌传皓齿，风起，雪飞炎海变清凉。万里归来年愈少，微笑，笑时犹带岭梅香。试问岭南应不好？却道，此心安处是吾乡。”
表面看来，这不过是一首普通的抒情小词，轻描淡写地表达了对某人的欣赏与思念。
然而，细细揣摩词中的人物关系便会发现，这首词远比表面所见的更为复杂和意味深长。
首先，这首词并非写给普通友人或上司，而是直接赠予“王定国侍人寓娘”，即词中称为“点酥娘”的女子。
点酥娘本名宇文柔奴，是苏轼好友王巩的妻子。在词中，苏轼不仅夸赞她姿容美丽，还赞其歌声清扬、笑容迷人，充满诗意的细节描写令人印象深刻。
在词的序言里，苏轼对宇文柔奴也有简短介绍：“王定国歌儿曰柔奴，姓宇文氏，眉目娟丽，善应对，家世住京师。”
这段描述无疑引发了读者的疑惑：宇文柔奴虽貌美如花，但毕竟是别人的妻子，且非苏轼之配，若要写赞词，按理应由她夫君王巩来著笔。
展开剩余87%其次，苏轼所处时代正是程朱理学盛行的时期，社会风气讲究“存天理、灭人欲”，对男女交往尤为慎重，避嫌之风浓厚。
在此背景下，苏轼此词若从坏处看，恐怕会被解读为对人妻轻佻调戏，稍显逾矩，甚至有耍流氓的嫌疑；但若从好的一面解读，则是苏轼对宇文柔奴才貌的真诚赞赏。
苏轼一生为文才卓绝，历来为世人所称道。出身书香门第，父亲苏洵，弟弟苏辙，三人合称“唐宋八大家”之一。
他在诗词散文诸领域皆卓有成就：诗歌方面，与黄庭坚齐名被称“苏黄”；词则与辛弃疾并列“苏辛”；散文成就亦堪与欧阳修相提并论，素有“欧苏”之誉。
可谓文学巅峰，独步一时。
然而，尽管文坛成绩斐然，苏轼的政治生涯却波折不断。
21岁时，他科举夺得全国第二名，原本前途无量。但未及入朝即遭母亲去世，返乡守孝三年。再入官场后，几年后又遇父亲离世，再度归隐。
复朝后，正值王安石变法激烈推进，苏轼与新法理念分歧，政见不合，屡遭排挤，先被贬为杭州通判，随后辗转徐州、湖州等地，命运多舛。
在湖州任上，他向宋神宗上奏《湖州谢上表》，原本只需照常套文填写，然而出身文人苏轼挥洒才情，将其写成一篇气势恢宏、辞藻华丽的巨文。
没想到，此举反成祸端，激怒新党，成为著名“乌台诗案”的导火索。
新党借此指控苏轼“愚弄朝廷，妄自尊大”，以“对皇帝不忠”罪名将其逮捕入狱。令人惊讶的是，宋神宗竟然相信此荒诞罪名，险些判处死刑。
幸而关键时刻有人力主宽大处理，皇帝收回死命，苏轼在牢中度过百余天后才获释。
虽逃死罪，仍遭重罚，贬为黄州团练副使，同时二十余名与其交好的官员也纷纷被清洗贬官。
这二十余人中，便包括苏轼好友王巩及其妻宇文柔奴。
王巩出自名门望族“三槐王氏”，其祖父宋初名相王旦，家族曾显赫一时。
但时过境迁，王巩为家族唯一仍在朝为官之人。
王巩在朝任职历来低调，曾任太常博士、扬州通判、宗正寺丞等职，官阶不高，影响力有限。
他也爱作诗词，然文名与苏轼相比逊色甚多。
因此，王巩在与苏轼交往中，常扮演“铁杆粉丝”角色，视苏轼为偶像，频频求教指点。
尽管名气不大，王巩诗作却干练质朴，颇受苏轼赏识。加之他学识渊博、志节坚韧，二人因而结为深交。
若以平常人角度看，苏轼与王巩堪称“君子之交”，如高山流水遇知音，令人羡慕。
可当苏轼沦为政治犯后，两人的关系便添了几分耐人寻味的复杂。
随苏轼遭贬，王巩亦被牵连，遭调查后贬往岭南宾州，成为乌台诗案中被罚最远且最重的一位。
知悉王巩命运，苏轼感到深深内疚，曾叹：“兹行我累君，乃反得安宅。”
王巩被发配宾州期间，苏轼多次致信慰问，书信往返频繁，遗留了《次韵和王巩六首》和《王定国诗集叙》等佳作。
为鼓励王巩振作，苏轼还传授一套“摩脚心法”，嘱咐他“每日饮少酒，调节饮食，常令胃气壮健”，以抗南方湿热瘴气之苦。
王巩在信中亦论养生之道，坦言既已身处岭南，便当修行养性。
起初苏轼对此半信半疑，因贬官通常使人消沉潦倒，难想有人能悠然修炼。
可多年后，当两人重逢，苏轼惊见王巩非但无颓废之态，反而气色红润，神采奕奕，诗艺亦有大幅提升，令他颇感诧异。
那么，是什么力量使王巩在困顿中保持振作？难道仅是修行？
真相其实是王巩的妻子——宇文柔奴。
宇文柔奴出身显赫家庭，父亲为宫廷御医，因一场风波被冤入狱，病死狱中。
父亲去世后，母亲悲伤成疾，继而早逝，留下她孤苦无依。
虽有家族背景，却被叔父为钱出卖至歌舞坊，成为艺伎。
幸得父亲旧友陈太医不忍其命运，慷慨赎身，将其带回身边视如己出，教授医术，使她拥有精湛的医艺。
长大后，宇文柔奴嫁给王巩，夫妻情深意笃。
王巩家中虽有多名妾室侍女，乌台诗案爆发后，他被贬至宾州，这些侍从纷纷离散，唯有宇文柔奴坚守陪伴。
数年宾州漂泊，宇文柔奴不仅细心照料丈夫，还将医术发挥至极，救治当地贫苦百姓。
时至今日，广西宾阳一带仍流传她施医济世的佳话。
这五年流离岁月中，宇文柔奴始终陪伴左右，她擅长歌唱，王巩善弹琴，琴瑟和鸣，携手度过艰难时光。
面对苏轼的疑问：“岭南应不好？”宇文柔奴淡然答道：“此心安处，便是吾乡。”
这八字虽简，却意蕴深远，表达了她对爱人和故土的深厚情感与超然心境。
苏轼闻言如电击般震撼，他顿悟“此心安处便是吾乡”的真谛：家在哪里，爱人在哪里，心便安在那里。
一个纤弱女子能有如此豁达胸怀，令苏轼由衷感动。
当即挥毫泼墨，写下《定风波·南海归赠王定国侍人寓娘》，字里行间充满对宇文柔奴的赞美与对王巩的羡慕。
苏轼一生在中央与地方之间辗转，政治抱负高远，却饱受磨难，难以安身。
相比之下，王巩虽官职平凡，却能随遇而安，享受平静生活，正是苏轼所羡慕。
王巩绝非碌碌无为者，他在朝堂勤恳尽责，身处边疆亦能安稳治民，展现出极佳的适应力与坚韧。
苏轼深知自己不及好友，拥有贤内助宇文柔奴的陪伴，心中怎能不生羡慕？
正是这种羡慕情怀，催生了这首词作，这首词不仅在当年轰动一时，也使王巩与宇文柔奴的故事传颂千年。
然而苏轼终究需回归官场纷扰。1085年宋哲宗登基，苏轼复职数月便升为翰林学士、知制诰，重返权力中心。
但他的直言不讳很快招来弹劾，再度被贬，辗转颍州、扬州、定州任知州。
纵观一生，苏轼辗转十余州，始终难得安宁。
1101年8月24日，这位伟大文学家于常州逝世，结束了波澜壮阔的一生。
苏轼去世时，王巩正在河南任通判，闻讯悲痛欲绝，却未能见最后一面，成遗憾终生。
晚年王巩追随老友脚步，携家人迁居江苏高邮，距苏轼墓地仅数日路程。
王巩晚年生活安稳，心态平和，注重养生，最终于1117年寿终正寝，享年七十。
至此，这对志趣相投、命运迥异的挚友，完成了他们共同的历史篇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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